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浅论先秦时期的酒器与酒文化 ——酒之器

分类:中国器     日期:2022-08-30 16:35:39     浏览:2198

     商周时期酒器材质有青铜、漆木、兽角等多种,而应用最广、地位最高的无疑是青铜器。青铜酒器按器型定名有二十余种,其中既有壶、罍[léi]这般,有青铜器自铭与文献互相佐证的,也有角、斝[jiǎ]这般由宋人据先秦礼书定名,今人延用的。商周时期缺乏图文互证的清晰文献,这些源自《周礼》、《礼记》的酒器名称,若无带有铭文的铜器自证,很难确认其定名的准确性,因此不少酒器的定名至今仍有争议。不过,依据现在公认的定名,我们仍可以依托考古出土资料对商周的酒器进行归类,并考据其功用,据此一窥先秦酒器中的规制与文化。

商周青铜酒器的器型与定名
     商周时期,如此众多种类的青铜酒器并不一定同时出现在宴饮、祭祀之中,它们因尺寸、用途、尊卑等级的不同,可以互相代替,随着朝代兴替也不断有旧器型逐渐消失。如今我们可以按其功用,将先秦时期的青铜酒器大致分为盛酒器、温酒器、饮酒器、挹注器四类,也对应着储酒、温酒、饮酒等几个阶段。


1、盛酒器

     盛酒器所包含的器型十分丰富,可以储存酒浆的尊、罍、瓿[bù]、壶、卤、方彝、觥等皆属此类。

     此中,尊是最为典型的一类,先秦所称的“尊”往往是酒器的统称,常与“彝” 并用,代指所有青铜器,铜器铭文中即常见“作宝尊彝”的句式。而如今被我们称作“尊”的,是一种敞口鼓腹容器,有方器、圆器两种,流行于商代前中期至西周中期。在各大博物馆收藏的青铜尊中,不乏人尽皆知的重器,如著名的四羊方尊、铭有“宅兹中国”的何尊等。

(商晚期 四羊方尊 现藏国家博物馆)


2、温酒器

     商周时期,受酿酒和存储技术所限,酿出的酒常需加热以去除里面的杂质,并提升酒的口感。相应地,酒器中即有专门用以温酒的器类,其器型主要为爵、角、斝。
     在诸般青铜温酒器中,爵是其中最为典型的一种。爵最早见于二里头文化,商至西周皆十分流行,西周中期后逐渐消失不见。商人重酒,贵族随葬礼器也是以酒器为核心的,据考古发现,商代墓葬最基础的器物组合便是一爵一觚,身份高贵者的随葬品更丰富。但无论如何,爵和觚的组合都基本是贵族随葬器的核心。可推测爵和觚是当时温酒饮用的器物组合。
     青铜爵有三只高足,长流尖尾,靠流一侧的口沿上设双“柱”,器腹一侧出鋬。其独特的造型引来了对其功能的众多争议。《说文解字》中载爵为一种饮酒器。但显而易见的是,爵细长的三足、宽扁的长流,且口沿上有突兀的双柱,想来用作饮酒是颇为不便的的。据此,荣庚在《殷周青铜器通论》中提出爵应是温酒器,并举出铜爵腹下有烟炱[tái]的实证,可想是更具说服力的观点。
     角和斝都是与爵较为相似的温酒器。角,形似爵,但无柱,且两端皆作尖尾形状,时常见到配有盖的。在出土随葬品中,除了觚、爵组合,也见有觚、角相组合的。由此可见,爵和角在宴饮中很可能是相互替代的关系。

     斝与爵相似,流行于商至西周早期,其器型比爵更大,虽也有双柱和环鋬,但是没有尖尾和长流,比爵更像是标准的温酒用器。

(青铜爵、角、斝造型对比图)


3、饮酒器

     因古代的酿酒技术并不能酿造出高度酒,因此当时的饮酒器也比宋元以后的酒杯壮硕不少。商周时期,用于饮酒的青铜器型主要是觚、觯两类,其他如耳杯、卮等器型出现较晚,且在青铜器中较少见,所以仍以觚、觯二者为主。觚是青铜饮酒器中最为常见的一类,一般为喇叭型口、外撇高圈足的长筒状器,其最早见于二里头文化,盛行于商,西周早期渐衰,至西周中期逐渐罕见。觚与爵一同组成了商代礼器组合形式的核心。商人墓葬中出土的青铜礼器,基本都是在一觚一爵相组合的基础上,增加数量或者器物种类,以区分身份尊卑。

     关于觚与爵的用法,荣庚在《殷周青铜器通论》中认为“如需温酒而饮则用爵,不需温酒而饮则用觚”。而日本学者林巳奈夫考据觚的器型演变后认为,觚在商晚期时,口部扩张而器腹内收变小,这种造型直接用于饮酒很容易洒出来。所以晚期的觚很可能用来盛装甜酒(醴[lǐ]),并用匙(柶)舀取而食。并以一处青铜器铭中,人手执觚,觚中插柶的形象为例证,二者颇能相互印证。

(商早期、商晚期铜觚造型的变化对比)

左图: 商早期(安阳小屯M232出土)右图:商晚期 (殷墟西区M572出土)

     觯的出现晚于觚,其出现于商中期,但直至商晚期,觯都未能成为青铜礼器组合中的主要成分。从西周早期起,觯开始逐渐取代觚出现在酒器组合中,往往一爵配一觯,二爵则配一觚一觯,可见觯应该与觚一样,都是配爵使用的饮酒器。


(商晚期 守父乙觯 现藏河南博物院)


4、挹注器

     古代向饮酒器中斟酒称“酌”,而酌所用的就是挹[yì]注器。在商周时期,挹注器一般为“斗”和“勾”。斗、勺二者颇为相近,《说文解字》即载“料(斗),勺也。”可见古人亦常常二者混用。后王振铎在《司南指南针与罗经盘》一文中,提出"持斗、勾二字书法结体观之,斗之柄出自斗首腰际,句之柄与句首通连”,即斗柄连在斗首的中部而句柄则连在句首边沿处,与我们今日所用的勺子相似。如今的器物命名亦多采这一观点。


(盘龙城商代遗址出土的一组铜器组合,以爵斝、觯为核心,配罍、鼎,其中仅鼎为食器)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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