在先秦如此丰富且精美的青铜酒器背后，是繁盛且成熟的饮酒文化。殷商虽没有详实的礼书、史书记载，但在后世传说以及殷商时期的出土酒器中，皆烙下了“重酒”的标签。张守节《史记正义》引《太公六韬 》载：“纣为酒池，回船糟丘而牛饮者三干余人为辈。”纣王“酒池肉林”的传说警示着每一朝统治者，但后世也有学者考证，殷人以酒为池、群聚牛饮，是从上古“污樽抔饮”时期传下的遗俗，自有其历史渊源。
不过，即便不论周人传说中对纣王嗜酒之事夸张、中伤的部分，商人重酒也是不争的事实。仅看安阳殷墟的商晚期遗址，不但妇好墓等上层贵族墓中出土了各类以爵、觚为核心，精工细制的青铜酒器组合；便是平民墓葬中，随葬酒器的比例也极高。据统计，1969-1977年在安阳殷墟西区的发掘中，代表中下层平民的小型墓共 939 座，有随葬陶器的墓 719 座，而其中 508 座都随葬了爵、觚组合的酒器。
同时，在殷商时期的甲骨卜辞中也可以见到前代商王大量用酒的记载，《甲骨文集合集》中录有两段武丁时期的卜辞，一为“贞昔乙酉葡旋御（于大）丁、大甲、祖乙百鬯[chàng]，百羌，三百（牢）”；一为“贞王侑百鬯、百牛”。其中“鬯”即鬯酒，通常用卣盛装。据卜辞，武丁一次祭祀需要用“百鬯”，用酒量之大可见一斑。由此可见，“商人重酒”不仅是传说中的昏君嗜酒，酒与酒器已经融入了商代的宗教信仰与国事之中。
（《甲骨文合集》左：贞昔乙酉葡旋御（于大）丁、大甲、祖乙百鬯，百羌，三百（牢））
(《甲骨文合集》右：贞王侑百鬯、百牛）
周人伐纣灭商后，对商人崇饮、尚酒的习俗做了反思：无论怎样的客观因素影响，商朝重巫、重酒的社会氛围，都加速了其灭亡。西周初建之时，辅佐周武王灭商的周公旦，因曾目睹殷人纵酒的恶习，在其摄政治国的期间对饮酒酗酒之习做了严格的约束。在周公旦的弟弟康叔被分封至殷商故土卫国时，他担心殷商遗民的酗酒恶习难驯，专作《酒诰》以警示康叔，也借之告诫万民：酗酒为乐使殷商招致了上天的惩罚而灭亡，官员百姓皆不可酗酒无度，不可迷醉失态。《酒诰》是中国第一部关于禁酒的诰文，它对周代重食轻酒的礼制产生了深远的影响，以致后朝周康王册封贵族盂时，仍以“酒无敢耽”作为训诰（见大盂鼎铭文）。也无怪乎进入西周以后，作为食器的鼎、簋[guǐ]逐渐取代了作为酒器的爵、觚，成为青铜礼器组合的核心，从而形成了“周人重食”的传统。
即便如此，周公也并未禁绝周人饮酒，《酒诰》中载：“文王诰教小子有正有事：无彝酒；越庶国：饮惟祀，德将无罪。”其中“无彝酒”告诫大小官员不可常常饮酒，而“饮惟祀”则指明唯有祭祀的场合可以饮酒，但不可过量失态。其后又教化殷商遗民，若能“孝养厥父母”，便可“自洗腆，致用酒”，带有一定的奖赏性质。可见在自百姓我约束的前提下，周公也并不否定酒在祭祀与社会运行中的作用。
在此基础上，周公作《周礼》厘定尊卑礼仪时，专门规定了饮酒之礼。《周礼》中设置掌管制酒的官职“酒正”，即专职管理酿酒之事。在酒正的管理下，不同场合、不同功能的酿酒、用酒皆有其制，这也就使酒的生产、配给都有了约束。
(西周 大盂鼎 现藏国家博物馆)
此外，《周礼》也对饮酒的尊卑礼节、 赏罚用酒做了明确的规定。《周礼·冬官考工记·梓人》载：“梓人为饮器，勺一升，爵一升，觚三升。献以爵而酬以觚。”其中便规定了酒器的容量，又明确了献酒用爵，酬酒用觚。献酒、酬酒是中国早有的酒习，《诗》中即有“献酬交错”之语，郑玄笺曰：“始主人酌宾为献；宾既酌主人，主人又自饮酌宾曰酬。”爵是饮酒器使用的重心，其地位最尊，容量最小，因此贵者献以爵，卑者酬以觚。商周献酬之礼，还有很多其他对酒器、材质的要求，宴饮中的尊卑礼制也在这一过程中被确定了下来。此外，《周礼》中还规定了不同情境中，用酒作惩罚的做法。如《周礼·地官·小胥》中载：“掌学士之征令而比之，觵其不敬者。”觵[gōng]即觥，可见此处将其用作罚酒之器。
正是西周统治者对于酒“无彝酒”、 “饮惟祀”的这种态度，让先秦的酒文化不致断绝于此，而能在“德”与“礼”的约束下，孕育出更为丰富的内涵，成为了社会运行的助力。
从“商人重酒”到“周人重食”，随着朝代更迭，作为礼器的青铜酒器虽然历经了衰退与流变，酒事却恒久不变地植根于中国的文化与历史之中，绵延发展至今。而今天的我们在举杯对酌时，亦不免能遥想追溯到古人的影子：魏晋之风雅，汉唐之壮丽，无数酒中的清歌雅韵，都终将汇入无数王朝以前，那滴最初自稻谷中流出的酒浆之中。
